“是呀，我们就是没有严格控制他，这是我们的责任。但上级有令，我们也得任其下去。后来护送他离海安城时，也是煞费苦心，全城布防，可还是在嘉义发生了事。这事也总不能怪罪人家嘉义站吧。”

江红雷说完，又喝了口茶。他又起身给特派员续了点茶，便又坐到原位上。

听话听音，特派员觉得江红雷还是在为海安城站推卸责任，他所说的责任，也是完全构不成责任的。他这样说，完全是为了替杨贵先开脱责任，这一点特派员心里清楚。

不过特派员觉得，江红雷不应该不讲原则地一味这样，他江红雷应该不是这样一个不原则的人，为何在杨贵先这件事上，却反复替其说话，这倒让特派员有点不理解。

按理说，杨贵先倒了，他江红雷最有可能接替这个位置，难道其连自己的前途都不考虑，搞一团和气？特派员不解，或者江红雷只是出于面子，替杨贵先说些好话，到关键时候还是不一样的。特派员只是这样想，但他也拿不准。

“那你说杨贵先不是‘水工’有什么证据？”特派员又问。

江红雷听到特派员这样说，心里极为不高兴。你们说人家有罪，不能证明，更谈不上铁证，用的只是推理，或者是杨贵先工作上的失误，但这跟其有罪还有极大的距离。

证明不了别人有罪，反而要让人家证明自己无罪，这不知是何方王法。虽然江红雷不高兴，但他还得回答这个问题。

“要是杨站长是这个‘水工’的话，他更不会这样轻而易举地去这件事，暴露自己。要想，他在调查站多长时间了，掌握着多少秘密，共产党地下组织那么短视，为了一个根本不知道海安城地下组织丝毫秘密的‘弓长’去冒这个风险。”

江红雷这样分析着，这是稍有点常识的人都会知晓的事。他一个“弓长”在海安城里有掀起多大的浪花，哪能动摇了共产党秘密人员“水工”的位置呢！

特派员说“水工”并不完全掌握“弓长”对其有多少掌握，在感觉到危险时，消除危险也是正常的事。

江红雷反驳称，如果了解到这一点，“水工”也会极早告诉上级，要上级派人在别人就将“弓长”给处理了。可是事情并未照这样发生。而且直到“弓长”离开海安城时，都没有遇到任何的阻碍，虽然受重伤，可也未死亡地离开了海安城。

如果杨贵先是“水工”，他摸不清“弓长”对其究竟掌握着多少情况，他还会让其活着离开海安城？既然做了，还不做昨干净一点。江红雷说，杨站长他不会那么傻。

这就是说，杨贵先根本就不是什么所谓的“水工”，他在这件事上，有无大的过错。如果说他真有错的话，那也是全站所有人员的错。江红雷说他也可能有错，他当时也参与其中，他的人一直跟着“弓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