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这一次高杰败得更惨，双方一经接触，他的士兵几乎是一打就散，一散就逃，整个过程还不到两柱香的功夫。因为上一较量之后，在一边观战的高杰的士兵也知道商家军的厉害了，由其是看到受伤被抬下来的同伴，满脸是血，惨不忍睹，看来这白花花的银子也不好赚了，别到时候银子没落着，还弄得一身伤下来。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敢和商家军真打，那不是傻子吗？

商毅看了看高杰，笑道：“高将军，现在你可是欠我两万两银子，不如我们再比一场，这次你出一千人，我还是只出三百，就用这三万两银子，再博你十万两白银，你还敢比吗？”

高杰现在连生气的劲都没了，那里还敢接口，而且他也看眀白了，别说自己出一千人，就是出三千人恐怕也不是商家军的对手，关建就在于，自己的士兵己经对商家军产生了恐惧心理，上多少人都没有用了。

这时史可法站了起来，道：“商将军、高将军，比武较技，不过是为了提高军心士气，我看今天的比试就到这里吧，再比下去，恐怕就伤了和气。”

商毅也知道，见好就收吧，因此也道：“好，就依史大人之言。”然后又对高杰道：“高将军，博釆不过是一句戏言而己，不可当真，这一万两银子，你还是收回去，为受伤的弟兄们治伤用吧。”

第三卷 离乱篇 第二十九章 福王登基（上）

与高杰的比试过后，马士英也罢，东林党也罢，还有众武将也罢，都亲眼见过了商家军强大的战斗力，因此对商毅的态度也大为改变，而高杰的气焰也收敛了许多，其他三将见了商毅，也更为恭敬。

虽然有一部份东林党人，己经开始认真的思考吴甡的建议，可以借助商毅的力量来牵制马士英，甚致在考虑接纳商毅加入东林党一纟，如史可法就是持这种观点。但还是有一些东林党的死硬派对商毅的态度仍然没有改变，认为商毅只不过是武将，而且在本质上与江淮四将没什么区别，不能予以重托，更是没资格加入东林党，钱谦益就是这一派的表表。不过现在在东林党内部，三位大佬中有两位支持联合商毅的观点，因此暂时压倒了钱谦益这一方。

不过从表面上看起来，商毅还是属于东林党阵营的人，因此马士英也意识到，商毅才是自己最大的威胁，不过马士英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朱由崧的登基大典，正忙着定制服饰、修台、演礼、仪式等等的工作，暂时也没空处理商毅的事情。

商毅当然不会理这些事情，事实上他对加入东林党根本一点兴趣都没有。尽管东林党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在的本质，东林党其实还一个自视清高，不知变通的旧式儒家团体，他们自视清高，喜好清谈，又以道德自居，而处世的标准就是道徳至上，不仅标榜自己的道徳人品，同时也用这套标准去待人接物，乃致政治操作，对凡是不符合自己道徳标准的人，就决不放过，全然不懂水至清则无鱼的道理，更不知道，在政治领域中，变通的重要性，结果把许多本可以收伏团结的力量，推向了对手的那一边去。

而且在东林党成立的早期，尽管行事还有些迂腐，固持，但总体来说，绝大部份成员，都还能够坚守着为人处世的道徳操守，还坚守着为国为公的信仰，因此才有在万历年间的立储之争，天启登基时的逼后移宫，还有后来被魏忠贤所杀的“六君子”。

自从崇祯登基，魏忠贤败亡，东林党恢复名誊之后，状况就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东林党内部也同样鱼目浑珠，夹杂了大量投机份子，真正能够坚守道德的，只有极少数，而在政治上，东林党同样也在为了争权夺利、党同伐异而不择手段，至于颠倒黑白，无中生有，甚致是不顾国家利益的事情，也不在少数。

但另一方面，东林党的政治操作手段确实是有些令人不敢恭维，不仅远远达不到当年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的大斗法的那个层次，就连同时代的魏忠贤、温体仁、周延儒之流都比不上。什么晓之以理、动之以利都不管，唯一的本事就是拼命的上疏，弹劾，完全寄希望于皇帝的觉醒和态度上，纯粹就是撞大运，赌皇帝的心理好坏。

这一点在与魏忠贤的斗争中，表现的淋漓尽致，当时的东林党人全然不顾天启皇帝其实只是一个热衷于木工活的懵懂青年，实际早己经成为了魏忠贤的傀儡，还在一味的上疏、弹亥魏忠贤，至于自己的奏疏到不到得了皇帝的手里，而从皇宫中传出的圣旨，是代表皇帝还是代表魏忠贤的意思，那就全不管了。

而更富有讥刺意味的是，这位宠幸魏忠贤，并任由魏忠贤对东林党大开杀戒的天启皇帝，却是东林党当初费尽心机，才被推上皇位的。当时的东林党人恐怕没有想到，被自己拥立上位的，却是自己的掘墓人吧。

因此到了后世也有“明虽亡于内待，但实亡于东林”的说法，不过商毅到认为这一说法不太靠谱，到不是说屈枉了东林党，而是实在高估了东林党的能量。别看东林党在明末的几十年里闹得风声水响，也出过不少大臣，仿佛一直左右着政局，但真正由东林党执掌朝政的时间，其实只有五六年，而且还被分裂成三四段时间。

在另一时空里，有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把南明的南京朝廷灭亡的责任推到马士英身上，认为是马士英当权，排挤了东林党，才导致南京朝廷只坚守了短短一年的时间，但实际上，东林党才要对南京朝廷的短命付主要责任。因此要说南明的南京朝廷是被东林党整跨的，到是更正确一些。

东林党从一开始拥立新君的时候，因为自己的私心和短视，犯下了严重的错误，才让马士英和江淮四将取得了拥立之功。而东林党又不甘心承认失败，从南京朝廷成立之后，不仅没有提出多少有益的建议，做多少有用的工住。反而是处处和马士英针锋相对，凡事马士英提出的主张，就坚决反对，凡事马士英支持的，就一概否认，而无论是好是坏，是对是错，完全就是为反对而反对，结果南京朝本来就有限的力量，也全部在耗在这种无益的内斗上了。

因此商毅来到这个时代，一直都对东林党敬而远之，现在他既不想参与南京的内斗，也不想和东林党拉上关纟。之所以选择和吴甡合作，是因为吴甡是这个时候的东林党中少有的头脑清醒，并知道处事变通的人，而且商毅还再三声明，自己是和吴甡个人合作，但与整个东林党都无关。

当然现在东林党也没空来理商毅，他们的注意力都放在朱由崧登基这一大事上，当然真正关心的，其实还是自各在新朝廷中的地位和势力。因为朱由崧登基以成定局，那么就尽可能多的在朝廷中，由其是在内阁中安插人手，执掌朝政，也不失为是一个补救的办法。但马士英自然也不会放弃自己的权利，虽然他是拥立朱由崧继位的首席功臣，但如果不能入阁理事，那么一切就都成了浮云。

明朝的内阁制度首创于永乐年间，正式形成于宣德年间，一直到在正德年间，才逐渐成熟完善，因此尽管在后来明朝出现了两个二十多年不上朝理事的皇帝，但依然没有大乱，内阁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内阁的人选，一直没有定数，最多的时候有七人，最少只有一个，但在正徳之后的大多数时间里，一般都保持在四到五人之间，而围绕着新朝的内阁成员的人选，又展开了新一轮激烈的争吵。

而这一次出风头的，是上一次拥立朱由崧为帝时，被给事中李沾之抢了先的诚意伯刘孔昭。在史可法宣布推荐内阁戍员之后，刘孔昭首先出列，居然推荐自己入阁。这一下顿时上下大哗，史可法也被弄哭笑不得，只好道：“勋臣入阁办事，本朝尚无先例。”

刘孔昭马上接了一句：“即我不可，马瑶草（马士英字瑶草）有何不可？”其实刘孔昭也知道，自己是肯定入不了内阁，自荐不过是个幌子，重点是推荐马士英入阁，这样一来，自己在马士英心里的地位，也就大不一样了。

众人见他推出了马士英，一来是惧怕马士英的势力，二来也怕刘孔昭再发骠，因此也只好默认了下来。随后东林党赶忙出动，推出了史可法、吴牲、姜日广、王铎四名人选，五名内阁成员就这样定了下来。

就在崇祯五月十五日，朱由崧在武英殿正式继位，改元弘光，明年既为弘光元年。

任命史可法为东阁大学士、礼部尚书、内阁首辅，并加太子太保；马士英为东阁大学士、兵部尚书兼凤阳总督，右都御史、内阁次辅；吴甡为户部尚书、左都御史、东阁大学士；詹事府詹事姜日广为礼部左侍郎，与原南京礼部尚书王铎也同兼东阁大学士，三人也都入阁理事。

同时又以张慎言为吏部尚书，刘宗周为都察院左都御史，高弘图户部左侍郎，升吕大器吏部左侍郎，李沾太常少卿，郭维经应天府丞，起徐石麟都察院左都御史，张国维兵部尚书协理戎政，黄道周、何楷、张有誉、王心一、何应瑞、高倬、解学龙、贺世寿、黄宗羲等人，也都得到了启用。

在内廷方面，王徳化虽然没有像另一时空一样投降清朝，但在弘光朝中，靠着商毅也有捧回遗诏玉玺之功，仍然出任司礼监掌印太监，还是实现了在这个位置上的帽子戏法。当然他也许还有机会来一次连下四城。内廷的另一个重要位置，司礼监秉笔太监，则由在朱由崧登基中立下大功的太监卢九徳出任，同时他还付责掌管锦衣卫。沈扬、刘知用、赵从夫等锦衣卫人员，也都各复原职，每个人还都加封了虚衔。

而另一位重要的内廷人员，南京的镇守太监韩赞周，则因为没有位置，而被挤出了南京，接替郑敬高，出任江苏织造太监。

总体来看，东林党和马党基本都达到了自己的目标，东林党不仅抢到了最有价值的内阁首辅位置，而且在五名内阁成员占了三席，同时朝中近半重要的官职也都被东林党占据，可以算是弘光朝廷的第一大势力。

但马士英尽管没有取得内阁首辅的位置，但也如愿以偿的进入内阁，而且还是内阁次辅，也为以后夺权，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第三卷 离乱篇 第三十章 福王登基（下）

文官都封完了，就该封武将了。因为现在北方并不安定，清军己经攻入了北京，而大顺军虽然被清军所败，但仍然还有数十万人马，这两股势力对南明都存在着相当大的危胁，因此这不仅仅是给众武将加官进爵，同时也要布置南京的守卫防线。

经过史可法等内阁大臣商议决定，在长江以北的淮、扬、徐、泗、凤、寿、滁、和等地设立四镇，由刘泽清辖淮州、海州，驻守淮北，并经理山东一带。高杰辖徐州、泗州，驻守泅水，经理开封、归德一带。刘良佐辖凤阳、寿州，驻守临淮，经理陈州、杞州一带。黄得功辖滁州、和州，驻守庐州，庐、巢、经理光州、固州一带。同时封黄得功镇南候，高杰兴平候、刘泽清东平候、刘良佐广昌候。每镇额兵为三万人，本色米二十万，折色银四十万，并悉听各镇自行征取。而且如有收复中原之地，则该地受其管辖。

同时史可法又上疏自请，督师江北。也被朱由崧当殿批准。

在后世的一些说法，都认为这是史可法的又一个大失误，轻易的就赋予了四镇兵权以及行政权力，终于酿成了武将拥兵自重，不尊朝廷的局面，而自己又轻率的离开南京的政治中心，将朝廷的大权拱手让给了马士英。

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也是不得以的事情，首先由于在朱由崧登基之前，史可法写给马士英的那封数朱由崧“七罪”的信被马士英交到朱由崧手里，做为打击史可法的实证，因此史可法也清楚，自己留在朝中，也难以取得朱由崧的信任，而四镇都各掌重兵，又立有拥立之功，肯定是要给予实质性的奖励，就算史可法不提，马士英也会提出，那还不如由史可法主动提出来，对四镇加以笼络，然后自己在督师江北，如果能够收伏四镇，也是达到削减马士英羽翼的目地。而且朝廷的大部份位置都被东林党人占据，就算史可法离开南京，东林党也能控制得住局面。

江北四镇设立之后，南明还有其他三股武将的势力，为湖广的左良玉、广东的郑芝龙和浙江的商毅。弘光朝廷加封左良玉为宁南候，驻守九江、辖湖广之地，加封郑芝龙为安南伯，驻守广东，其弟郑鸿逵为靖鲁伯，驻守镇江，部将郑彩为总兵分管水师。但怎么加封商毅，却让马士英觉得很难办了。

现在商毅的势力范围是浙江，这也基本得到了弘光朝的认可，因为商毅带回了崇祯的遗诏和玉玺，无论马士英怎么不愿意，也要对他加封，但商毅已经是挂将军印的总兵，又是临邑候，如果再向上封，只能晋公爵或是出任南京五军督都府的职务，再不就是加三公一类的虚衔。

但这三个方案都难让人接受，出任南京五军督都府的职务，就意味着商毅要进驻南京，马士英是万万不能答应的，而另外两项，除了在明朝开国期间，还从来没有过那个武将能够获得这样的殊荣，就连戚继光也在晚年以后，才获得一个加封少保的虚衔，连封候都没熬到，因此就是一些倾向于接纳商毅的东林党人，接受不了商毅这么年轻就晋升公爵，或加三公一类的虚衔。

最后还是吴甡提出了一个方案，就是让商毅出任浙江巡抚。这个方案也得到了内阁其他官员的一致同意，因为巡抚不比公爵、三孤三公一类的虚衔，毕竟只是普通的地方大员，虽然在一般的情况下，巡抚只能由文官来充任，但现在毕竟是非常时期，由武将出任也未偿不可，而且现在浙江己经就是商毅的势力范围了，让他担任浙江巡抚也只不过是正试承认他在浙江的地位罢了。

当然这也是商毅私下里向吴甡提出的要求。商毅并不在乎什么虚名，别说是封个国公，就是封王又能怎么样呢？没有一点实质性的作用。自身的实力才能决定一切，当初商毅带兵南下，只不过是个参将，像当时刘佐良、黄得功这样的总兵，还不是老老实实听他的。

因此在官位上，商毅其实更看重浙江巡抚一职，因为巡抚才是可以主管一方的军政财大权的官员，虽然浙江是商毅的势力范围，但实际受他控制的，只有五六个府，对其他地方的控制力量还不够，这也是商毅要驱逐王维如等人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用武力去强行控制这里地方到也不是不可以，但会落得一个专横拨扈的名声，有损于自己的声誊。因此商毅如果能够获得浙江巡抚的职位，就能够名正言顺的控制浙江全省，并推行自己制定的各种制度，减少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最后朝廷才下旨加封商毅为督都同知，出任浙江巡抚。同时商家军的诸将也都得到了一次提升，周少桓和成进都晋见为副将、其他团长都晋升参将、团级军官都升为游击将军。

而崇祯的另一份，为商毅和朱媺娖指婚的遗诏，到是没有引起多少争议，一来是皇帝的女儿，爱嫁谁嫁谁，虽然商毅己经娶妻纳妾，但关自己什么事；二来各方势力都顾着在新朝中争权夺利，谁还在乎这个。因此这门婚事也得到一致的通过。只不过崇祯架崩，按制度朱媺娖是要守孝三年，实际为二十七个月，等孝期满了以后，才能够和商毅举行婚礼。

不过就在五月十八日，朱媺娖上疏，表示崇祯的遗诏和玉玺都己经送到了南京，新君也己经登基继位，自己的任务也己经完成，因此不愿住在南京，请求能够带着朱媺婕，在外地安置定居。

这个要求到也合情合理，因为朱媺娖和朱媺婕到底不是朱由崧的亲生女，朱由崧本身也是有儿有女的人，因此她们留在皇宫中也多有不便。

而马士英也觉得，朱媺娖和商毅己是未婚的夫妻，留在南京说不定还成为商毅的耳目，还是把她们姐妹两送出南京也更好一些，而吴甡也受商毅的委托，也极力赞同，并且建议，把朱媺娖和朱媺婕送到苏州安置，由新任的苏州织造太监朝赞周伺奉，理由是苏州本来就是个宜于居住的好地方，而且离南京近，朝廷也好就近照看。

其实这个时候，苏州发生的生丝收购事情也早就传到了南京，只不过现在南京的大臣们谁都没有空来管苏州的事情。不过谁都知道，苏州也算是商毅的势力范围，因此把朱媺娖、朱媺婕姐妹送到苏州安置，其实就是送到商毅的手里。不过朱媺娖和商毅早晚也是夫妻，这样安排到也没有什么不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