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死后，抗美有足足三个月不曾说话，尝试自杀过几十次……不是割腕昏迷后发现伤口结痂了，就是跳楼被六层到二层的无数晾衣杆救了性命，跑回农场喝老鼠药竟碰上山寨货，最后一次是开煤气，结果自己非但没有中毒而亡，反而搞得整层楼都被炸光，隔壁邻居三死四伤。

于是，她被送入精神病院，至今已逾十年。

说到此处，我看着她们淡然的表情，再想想精神病院里的女子，想想她那幽深的目光。窗外仍是瓢泼大雨，阵阵闷雷声滚过，不禁使人毛骨悚然。

最后，小东阿姨做了总结性发言，“骏骏，你不知道，这一天，是我们四人初次相识的日子。其实，推算起来也不困难，就是那一年的小学入学日。每年今日，我们都会相约来这里看望抗美。”

话音未落，一阵风吹开了窗户，我被打了一脸的雨。

有个男人帮我们关紧了窗，就是一直在角落里吃葱油拌面的那个。

“谢谢啊。”

但他默不作声，径直坐到我们的桌子边。他看上去三十多岁，穿着笔挺的衬衫，胸口别着医生常用的钢笔，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伸出一只骨节细长的手，伴着雨点有节奏地敲打桌面。

“晚上好，我是这家医院的医生，你们刚才所说的抗美，是我负责主治的病人。“

男人用极快的语速说话，就像大多数医生那样。他冰冷的目光扫视桌上的每个人，仿佛我们个个都有严重的精神疾病。大家不约而同地低头，只有我迎着他的目光。

我懂了，晚餐，才刚刚开始。

小餐馆里沉默无声许久，还是青青阿姨先开口，“医生啊，真是太巧了，请问啊，我们抗美什么时候能医好呢？”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你要先听哪一个？”

晕，这个医生很有九十年代港剧的风格，小东阿姨算是见多识广，浅浅笑道：“请先说坏消息吧，医生，我们一把年纪了，有心理承受能力的。”

“坏消息就是抗美的精神分裂症一辈子都治不好了。”

“唉，真是可怜啊。”青青阿姨掏出面巾纸，擦了擦眼角。

“好消息呢?”我妈问。

“也是抗美的精神分裂症一辈子都治不好了。”

这种回答让人愤怒，青青阿姨瞪了瞪眼睛，“这算什么好消息？拜托哦，你是医生哎，怎么能说这种没良心的话？”

“抱歉，但对你们来说，这就是好消息。”

医生看着我妈、青青阿姨和小东阿姨，唯独跳过了我的眼睛。

“你想说什么？有话就请直说。”还是小东阿姨镇得住场面。

医生点点头，坐到我们中间，左边是我们母子，右边是青青阿姨和小东阿姨。灯光照在他的头顶，乌黑的头发泛出几点油光。耳边全是风雨呼啸，屋顶像被冰雹砸得砰砰作响，随时可能被掀飞掉。

他先看着我妈，还是保持礼貌地说：“除了这位阿姨以外，我想请问另外两位阿姨，你们都和抗美参加过一九七七年恢复的第一届高考吧。“

她们三人不约而同地点头。

我只知道，我妈没有参加过正式高考，至于她的三个闺蜜，我则是一无所知。毕竟，一九七七年啊，世界上还没有我呢，哪怕连个胚胎都不是。

医生继续说下去：“小东、青青，当时，你们两个都和抗美一起在崇明岛上插队落户，因为农场经常收不到信，而农场领导强烈反对知青参加高考，担心你们万一被录取的话，会搞得大家人心涣散。所以，录取通知书极有可能被农场扣压，因此在高考报名填写地址时，你们都填了在市区的地址——而且，是同一个地址。”

他掏出口袋里的小记事本，翻到其中写满字的一页，轻声念出：“天潼路799弄59号。”

我记得，这是今天在精神病院，抗美说过的仅有的一一句话。

我还记得，这是我外公外婆家的地址，小时候我曾住过好几年。

妈妈点头承认，“是，那是我家的地址。”

小东阿姨接着说：“抗美家里兄弟姐妹多，他们的关系素来不和，以前邮件和包裹寄到家里，凡是写她名字的，大部分都会遗失，或者干脆被别人拿走，为此她不知跟家里吵过多少回。”

“其实，我家里也有过这种情况，那年头很普遍的。”青青阿姨也插了一句。

医生双手托腮看着大家，说：“完全可以理解，小东、青青，你们和抗美填写的都是天潼路799弄59号。因为，那是你们最亲密的朋友的地址，而她恰好没有参加这次高考.而她家只有她一个女儿，绝对不会出现邮件遗失的情况。”

“你怎么知道那么多？”

妈妈虽然没说出口，眼神却是充满疑问，我也很想把医生逼到墙角问一问。

“让我来说吧，”小东阿姨打破了这个尴尬，她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大家都很信任你妈妈，你妈妈的家啊，有前后两间，还有小阁楼。加上你外公外婆，总共只有三口人。在当时的上海，算是居住条件不错的了。而我和青青、抗美三个呢，家里兄弟姐妹一大堆，光我就有五个妹妹，上面还有哥哥嫂嫂.他们又生了三个孩子，全都挤在一个房间里。当我去崇明岛插队落户时，家里真是松了口气呢。骏骏，你可不知道，那时候，我们每次回市区啊，家里别说是床了，就连地铺都没地方打呢。”

“想想都要掉眼泪了，”青青阿姨补充道，“真是谢谢你妈妈，还有你的外公外婆，那些日子啊，我们经常挤到你家，轮流跟你妈妈睡同一张床。要是我们三个都来了，那就一个跟你妈妈睡床，另外两个打地铺，也不会影响你的外公外婆。”

医生面无表情地说：“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日和十一日，第一次恢复高考的考试时间，青青、小东、抗美都走进了考场。一个月后，如果谁有幸考上大学，录取通知书会通过邮局发到报名时填的那个地址。那个冬天，上海分外寒冷，抗美因此得了伤寒，躺在农场里动弹不得。然而，小东和青青你们两个，却以各种理由，从农场请假回了市区。

但你们并没有回家，因为，录取通知书的投递地址，填写的是天潼路。因此，你们都寄居在闺蜜家里，日日夜夜盼望好消息到来。”

三十多年后，三个老闺蜜都无话可说，示意医生继续说下去。

“一个多月后，小东收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而青青与抗美都没有收到。有些人会去查分数线，但更多的人没有去查。因为第一次恢复高考，集中了‘文革’十年无法考大学的所有知青，全国有五百七十万考生，总共只录取二十七万人，意味着只有极少数人可以考上。”

小东阿姨终于开口，“没错，我觉得我很幸运。”

“本来我就没指望考上大学，中学毕业就完全荒废了学业，纯粹只是试试而已。”青青阿姨说，看来并不怎么在乎。

“但是，抗美并不是这么想的。”医生的话锋一转。

青青阿姨抢话道：“最好的朋友怎么想的，我们还不知道吗？”

“也许，有人知道，但不愿说出口罢了。”

窗外打了个响雷，我们都不说话。医生停顿片刻，继续独白，“如果，你没有及早回城，而是在岛上的农村又住了十几年，嫁给一个天天醉酒打你的农民，好不容易离婚回到市区，却连房子都没得住，辛辛苦苦把儿子养到十八岁，本指望他考上好大学出入头地，没想到高考过后他自杀身亡，白发人送黑发人，落得个白茫茫真干净，一无所有，这样的悲惨你们有过吗？”

谁都不吭气了。